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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政治管理是在同盟国的绝对监督下进行的。每项法令调整,每个政治行动都要得到他们的许可。1945年12月,同盟国对民主选举的,由莱奥波特•费格尔领导的内阁表示了认可。奥地利与其从历史经历中吸取教训的政治家共同开始重建国家和再次赢得全部主权。随着苏联卫星国的建立,奥地利处在两种意识形态体制的交点,因此,要建立一个可以得到国际大家庭接受的国家则需要敏锐的鉴别力,首先是持久的耐性。战后历史的第一个十年是争取国家条约的十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样,奥地利采取的立场是,她作为国家并没有参与战争,因为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剥夺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权利。奥地利始终不渝地争取与四个同盟国签署国家条约。由于他们在冷战爆发以后相互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奥地利争取国家条约的努力陷入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旋涡里。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大力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令人惊异地快速发展了。非官方机构,如社会伙伴协会,一个由雇主和雇员代表组成的谈判委员会,保证了社会的稳定。1950年共产党人举行的罢工运动让人回想起“铁幕”那边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情形,也被奥地利人从根本上保持意愿与国家一致的精神所克服了。由两大政党,即奥地利人民党(ÖVP)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参与的联合政府体制使奥地利的政策在重建阶段保持了根本的一致,这涉及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尽管如此,作为东西对垒的后果,所有的国家条约谈判直到1954年依然毫无成效。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确立的和平共处新政策才给奥地利人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当奥地利政治家把中立的想法搬到谈判桌上时,苏联发出了原则上准备缔结一个条约的信号。奥地利抓住这个时机,分别于1955年4 月和5月在莫斯科和维也纳共同商讨一个最终重新赐予这个国家主权的国家条约。1955年5月15日在维也纳百乐宫签署了国家条约,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经过了数十年的苦难和战争之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个欧洲自由之国”
 
    重新站立在国际舞台上 (来源:英语学习门户网站EnglishCN.com)

   奥地利立刻占据了她在国际大家庭里的地位。1955年12月15日,奥地利被接纳为好久为之奋斗的联合国成员。1955年10月26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保持永久中立的联邦宪法法律。这个法律和国家条约共同构成了奥地利未来外交政策的立法框架。奥地利很快就对自己中立的合法地位找到了独立自主的阐释。原则上限制在军事方面的中立与在国际组织中承担义务并行,这可以更确切地换成“不干涉政策”的说法来表达,并且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奥地利国家条约取得的一个结果是,所有依然在苏联遭到监禁的战俘归来时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在返回家乡的人中,有不少是斯大林专制司法的牺牲品。奥地利国家并没有采取系统措施,把那些被法西斯政府1938年和后来年间所驱除的奥地利人召唤回来。在战争刚结束的最初阶段,由于明显的旅程困难,这种做法尚可以说得过去,而在后来的年代里便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了。不言而喻,奥地利也愿意在西欧经济腾飞中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随着1957年罗马协定的签署,奥地利已经向一体化迈出了第一步。然而,这却在组成联合政府的框架内造成了紧张的关系。奥地利人民党始终赞同向欧洲经济共同体(EWG)靠近,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布鲁诺•克莱斯基则宁愿加入到欧洲自由贸易区组织(EFTA)里。1960年,与欧洲自由贸易区组织在哥本哈根签署了条约。继续朝着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的步子受到来自国家条约签订国苏联粗暴的评论。到了70年代,当英法两国间的对抗消除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区组织之间1972年在公共机构层次上达成协议以后,这种靠近的进程才比较有效地发展起来了。

关于调停南蒂罗尔冲突的声明

   1946年,尚未实现完全主权国家的奥地利就与意大利达成了一个协议,保证了讲德语的南蒂罗尔人民享受到一些有利于少数民族的规定。南蒂罗尔人认为这个以两国外长命名的格鲁贝-德卡斯佩里-协议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愿望。当意大利在新宪法基础上要把博岑和特里恩特两个省合并成一个“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时,南蒂罗尔人觉得他们小小的自治希望由于人口数目的移动而被剥夺了。奥地利把这个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大会,大会建议有关国家采取双边解决办法。由于发生打砸财物行为,形势不断升级。许多南蒂罗尔人被意大利逮捕了,被送上了法庭,受到了惨重的惩罚。连奥地利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也受到了这些冲突的牵连。1969年,终于缔结了包括120条内容的“南蒂罗尔一揽子协议”,并附有一份“实施程序时间计划表”,由此寻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1992年夏天,奥地利向联合国呈递了一份所谓的“调停冲突声明”,以此承诺了当初的规定。这种逐渐稳定双边冲突的解决办法在世界范围里被视为楷模。

国家条约乃生存基础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一场反对共产党独裁的起义,奥地利人从中学会了珍重所签署的国家条约。否则,真正让人担心的是,苏联军队会不顾美国的警告,越过奥地利边界。在西方同盟国支持下新近建立的联邦军队在10和11月的危机中经受住了第一次考验。奥地利当局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从直接邻国匈牙利涌向奥地利的难民潮,尤其是奥地利人民以难以置信的声援方式首先给难民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奥地利国家条约第7款规定,奥地利有义务要为生活在布尔根兰德州的克罗地亚人和居住在凯恩藤州的斯洛文尼亚人制定出有利于少数民族的规章。其中也包括设立双语地牌,因此在1972年秋引起了少数民族反对分子的不法行为。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个谅解协议,负责处理不久前设立的双语地牌问题。此间,已经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如负责及时监督局势发展的少数民族咨询委员会。随着奥地利宪法补充条款的颁布,2000年,把保护少数民族作为国家确定的目标已经提到宪法的高度。联邦政府以此实现了1997年提出的成立少数民族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国内政策的发展过程

   内政方面,奥地利依然保持了十多年的持续,由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合体制尽管已经出现了磨损现象和一些争执,但依然继续维持着。国家重建时期的第三党,也就是共产党日益失去追随者,到了1959年,得票率就已经不足以在议会里取得一个席位。作为第三阵营,民族自由各派别开始组成了独立者联合会(VdU),后来便统一在奥地利自由党(FPÖ)的旗帜下。自由党多年在议会里拥有8个席位,处于少数派位置。在联合政府各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氛围,出现了和解的愿望,即使不是出于抵御外部压力的必要也是如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给天主教会敞开了大门;1934年参与内战的各党派共同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而感到悲哀。60年代中期,新一代政治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没有了战前经历的负担。在两党之中,改革的愿望与日俱增。奥地利人民党的财政部长约瑟夫•克劳斯以严厉的节约措施描绘出了改革的轮廓。在媒体范围内,一方面是赞成改革,另一方面是对一系列事件的不满,这种情况导致了1966年大联合政府在选举中解体,使奥地利人民党明显地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约瑟夫•克劳斯被委任组阁。在第二共和国,第一次出现了一党执政的局面。奥地利的民主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新当选的联邦总理展示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他成了第一个把妇女吸收到内阁里的共和国政府首脑。然而,到了60年代后期,欧洲进入了一个经济萧条阶段,阻碍了一些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与此同时,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里,布鲁诺•克莱斯基作为一个独具魅力的政治家与这位奥地利人民党的总理分庭抗礼,他使68运动的目标服务于自己的党。还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前,克莱斯基就卓有成效地与共产主义保持距离,这大大地增强了他的吸引力。奥地利共产党由于亲近坦克共产主义被弃置一边。在1970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奥地利人民党失去了绝对多数,布鲁诺•克莱斯基首先组成了一个能够得到奥地利自由党支持的少数派内阁。在通过了一个有利于促进小党派发展的新选举法之后,克莱斯基在1971年的第二轮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作为单独执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始终不渝地继续推行全面自由化和开放政策。民主化的发展和在许多领域对思想解放明显的推进使选民们感到满意。克莱斯基内阁的外交政策拓宽了奥地利在世界上的地位,建立了良好的国际交流关系。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利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发展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工党。同许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奥地利在70年代里也陷入了国际恐怖旋涡里,没能幸免扣留人质和遭受袭击的危害。 1979年,维也纳 „UNO-City“(联合国城)作为第三常驻地移交给联合国,奥地利的声望随之达到了一个高潮。各种决定性的会议使维也纳加速发展成为国际中心,如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会议。在积极的中立政策意义上,奥地利支持了联合国的一系列维和行动,或者以调停身份介入中东和平进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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