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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中国青年报》进行了一次大型问卷调查,结果表明,93.3%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对其侵略战争的态度”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97.4%的被调查者表示不能容忍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这一调查的出现本身,就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对日认识的重大转折,该调查结果则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代表性看法。 (来源:英语学习门户网站EnglishCN.com)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民众获得有关日本问题方面的信息、发表见解、形成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从1995年起,中国进入了互联网商用时代,90年代后期进入迅速普及阶段,如今上网人数已达1.5亿,超过了日本总人口。“网民”这一具有特定经济实力、知识、年龄结构的群体,在日本问题上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声音,对中国人的日本观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日本政要企图以在历史问题上“对邻国强硬”来捞取选票;石原慎太郎这类完全缺乏历史良知、肆意侮辱亚洲邻国的极右分子在日本民众中很有人气儿;还有一些日本人动辄以“日本民意”为由为参拜靖国神社辩解。这些现象的反复出现,对中国民众对日本右翼反感的“扩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都与右翼一样”。在互联网上,先是产生了“日本人根本没有反省历史”的说法,继而出现了“日本人就是恶劣民族”的种族主义观念,继之又有了“灭了小日本”、“中日必有一战”等极端激进的说法。

21世纪初:反感变成运动,多元趋势出现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民众对日认识的最大变化,是对“区分论”开始产生怀疑。2001年以来,小泉 首相每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并扬言“把战争责任推给个别人(指甲级战犯)本身就很奇怪”。这类言行,对中国从善意出发而提出的“区分论”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加深了中国民众心目中“所有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都一样坏”的印象。

而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裹胁民众,绑架民意,煽动仇华情绪,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的逻辑是:“中国越反对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就越要参拜,绝不能软下来。”这种把是非问题偷换成“看谁顶得住”的“小鸡游戏”的做法,是要把中国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的批判转换成中国与日本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这种战术竟然使不少日本人纷纷追从。而靖国神社内原“皇军”们耀武扬威的电视镜头,“参拜”人数年年增加的报道,反过来又起到了加重中国人对日反感的作用。

在小泉近乎神经质的连年“参拜”的阴影下,中日关系跌入“政冷”低谷,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也持续下滑。这种情感终于被诉诸于行动,发展成为针对日本的抗议运动。

2003年,中国民众掀起了涉日运动第一次高潮,表现为反对“对日新思维”和抵制日本参与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网上出现了“如让日企参与高铁项目就要去卧轨”的激进说法。2005年,民众涉日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表现为反对日本“入常”,上街进行签名与抗议游行,呼吁抵制日货。

但在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走向极度恶化的同时,在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形象,如日本律师们自费协助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企业展开索赔运动,一些日本和平团体和个人坚持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等等,这些对中国人对日反感的“扩大化”趋势起到了部分矫正作用。而同时,中国政府及学界、舆论界也加大了正面介绍涉日问题力度,这也对民众的日本观产生着影响。

另外,近年来对日看法上的多元化趋势也在稳步发展。学过日语、去过日本、接触过日本人、正在研究日本或有日本留学经历或体验的人,比较喜欢日本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爱好日本的影视、音乐、饮食,在“历史问题”上相对地能够把一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和一般日本人区分开来加以考虑。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具有对日交流及在日居住背景的中国人在回答“对日亲近感”问题时选择“非常亲近”和“亲近”的比例分别达到27.9%和30.8%,远远高于平均值的1.0%和4.9%,而其选择“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也只有16.2%和11.5%,远远低于平均值的27.7%和15.6%。

还有一种矛盾的现象,即在青少年一代中,出现了酷爱日本动漫、电玩、服饰、流行音乐的“哈日族”。曾经上山下乡的“文革”一代,看到自己的孩子们痴迷于日本漫画,痛心疾首而又毫无方策。但据调查,在“哈日族”青少年中,很多人玩着日本电子游戏,听着日本音乐,在“历史问题”上仍对日持激烈批判立场。

从战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地居民在对日看法上的差异,曾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是否践踏过该地、是否在该地进行过大屠杀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而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对日本看法的差异也反映在了中国各地区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上,出现了“北方人在历史问题上更强硬,南方人则更喜欢与日本人做生意”,“富裕层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对日问题”等说法。据说,比起北京,日本商务人员一般更愿意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长期居住。日本人中还流行着“只有中国富裕化、民主化了,反日感情才会消失”的说法。然而,在2005年的涉日游行中,上海、广东这两个最富裕地区的民众却表现得最激进,富裕的白领阶层站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北各地则没有出现明显举动。这些现象从根本上颠覆了上述说法。这说明,中国人对日看法的决定因素,已由单纯的自我感受扩展到了更为复杂的众多因素,这些因素与信息来源、知识结构、富裕程度、参与意识等都有关系。

2005年涉日游行中出现的一些破坏性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以此为契机,在中国政府和一些理性媒体的引导下,从2005年下半年起,中国民众的日本观呈现出反思、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趋势。

“融冰”时期:呼唤“新区分论”,民众相互理解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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